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的情节,便直接改编自《论语?微子篇》。
牟宗三自己说过一段话,更可以作为一个明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遂哽咽不能言。
汤用彤先生曾说过:熊先生虽不通西文,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比一般留学生还强百倍。空谈休养,空说立志,虚馁迂陋,终立不起,亦无所修,亦无所养。一般人看了心中便不愉快。牟宗三重视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研究与建构,除了直接受到张东荪、金岳霖和西方哲学家、尤其是罗素、康德等人的影响外,也直接受到了熊十力的重大刺激与影响。33、 〈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续篇)〉,《宇宙旬刊》5卷3期,1936年6月5日。
[55]无疑,从良知是呈现的观点出发,能对中国儒学有相应地了解,深得其中三昧。还指出新论中的浪漫色彩实是因为浸润佛学日久之所致。三、羞耻反应与人格 就心理体验而言,所有的耻辱或羞耻感都是令人不快的,只不过难受的程度有别而已。
而如果施辱与受辱者是两个社会集团(民族、国家或宗教共同体),那么反应就更是集体性的。有些情况下,相关者可以通过公开断绝关系来保持清白,但有些亲情则是永远割舍不了的。说羞恶基于恻隐,自有道理。只要行为不违法,无论动机多卑劣,都不在话下
因此《肇论》仍属玄学之系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
第一种情形是最理想的状态,在比较抽象的概念中并不多见,同时也不须多说。力言翻译者遇一新义为古语中所无者,必新造一字而不得袭用似是而非之古语,是固然矣。概括言之,《肇论》重要理论,如齐是非,一动静,或多由读《庄子》而有所了悟。前期佛经翻译中的所谓"格义",不管其确切含义如何,都可以理解为初步的思想比较工作。
王写哲学文章比梁迟不了多少时间,但其作品显示他不但比梁启超,也比严复对哲学有更深入的理解。从他对培根、笛卡儿的介绍,可知其说哲学也多通过比较的方式: 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研究中国古典思想时,不仅能用儒家、道家,或玄学、理学、道学,也可以用"哲学"来界定。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
但揭示问题的复杂性,本身也是方法论的一种努力。关键是解读时如何进入这种具体的言路,包括掌握语境与各种文化象征。
还有最宏观的跨文化价值系统的比较,前面提到的梁漱溟的工作,还有日本学者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的成果也在此列。"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
我们权且从这一角度入手,检讨中国学者做比较哲学的经验,然后再看看是否有机会对它的作用以及方法论问题,表达进一步的意见。虽然我们不能给比较哲学一个形式上完满的说法,但是,它与中国哲学关系,对跨文化研究的作用已经得到初步的阐述。如是前者,则接近理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依约定俗成的看法,比较哲学是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哲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每个文化系统内的各组成要素或现象间不是一种完全同质的统一体,而是存在象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关系,因此,任何大范围的比较结论,都不能用本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它,即都可能存在例外的情况。
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比较哲学是那种看起来明白,说清楚却很麻烦的问题。
在文化逐渐转型以后,中国学者对此习以为常,从事中国研究的许多西方学者更可能如此。凡印度名相之分析,事数之排列,均皆解除毕尽。
第三种情形的复杂性在于,不仅交叠范围有大小不同,而且,在另一系统中可以找到的与之交叠的概念也不只一个,只不过交叠的区域并不一样。首先是语言差异的问题。
"(见该书"凡例",商务印书馆,1929年)可结果是,读起来却不怎么象哲学史,所以它没有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Benjamin I.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83,P.1.)在史华慈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哲学同语言的关系,不只是象一般知识同语言的关系那样简单。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若是之广。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例如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而西方文化是动的,或者中国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都不是绝对的。(同上,第2至3页)所以在中国哲学之外,进行独立的比较哲学对平等的理解不同的文化价值,有独立的意义。
"这两派绝对相反: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其论点之一,就是中学不如西学: 今夫学之为言,探颐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
人们甚至应希望,这遭遇的场合本身能提供一新的有益之视点,由之可以对两个世界作新的观察。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关键是方法意识的自觉。一、从比较哲学到中国哲学研究 现代中国学术实际上是通过比较及移植西学而建立起来的,时间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
较为极端的说法,是语言的结构决定思维的方式。没有整体的眼光,部分的意义未必就能有效的把握。
比较研究则有机会对一个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被理解包括误解的各种可能进行分析,借此呈现不同文化的特质。"(同上,第93页)后来更写有《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同样也用中国思想作比较,例如: 王阳明曰:"一点良知是汝自家的准则。
因此整体与部分的解释学循环,在比较哲学中同样需要。这些观点当然也是某种比较的结论,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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